以下文摘来自微信读书《目标中国》作者：威廉-恩道尔

中国食品消费在过去30年甚至更长时间里悄然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城镇中的中国消费者越来越热衷于美国食品连锁店销售的新型现代食品，将其作为中国传统食品的美味替代品。如今，中国饮食中的营养成分被巧妙地破坏，已出现严重的营养危机。

用粮食做武器，是古已有之的战法。敌国人民难以忍受的饥寒之困，就是你的轻取之机。如今人类食品和动物饲料已经被武器化了。更有甚者，美国、英国的农工商巨头借助强大的政治金融力量，用几十年的时间全面创新了粮食武器的运用技法。一个针对中国人民的、有史以来最阴险的威胁已经成形。

始自30多年前，美国的快餐进入中国，来自异国的新口味被中国消费者追捧，逐渐上升为传统膳食之外的主要备选。不知不觉之中，美式快餐店已遍布中国的大街小巷，中国人民的膳食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美国农业巨头借助肯德基、麦当劳、赛百味登上中国人的餐桌，而一个长期性威胁隐藏在新奇口味和大众营养构成渐变的背后：中国的国家安全。
起初的变化非常缓慢。但这仅仅是一开始时的情形。

快餐之害：食物中的坏营养

美式快餐是用工业化方式生产的食品。流行美式快餐的地方，糖尿病会变成流行病。中国年轻人近年来在食品消费上**的变化，就是吃多了西方的垃圾食品，中国糖尿病患者的发病率也急剧地上升了，仅仅20年的时间，中国就变成了“糖尿病之都”。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青年人的糖尿病患病率已四倍于美国，而美国青年的情况本来就够糟糕的了。快餐消费30年来在美国也一直增长。中国的劳动人口体质衰退了，西方的工业化垃圾食品严重地危害了中国下一代人的健康和活力。中国的卫生系统将为此而背负沉重的压力。要扭转这个局面，需要中国的中央政府立即采取紧急行动。

西方“垃圾食品”和高糖餐饮业进入中国后，在过去30年里，中国儿童肥胖数量激增

美国式快餐和工厂化食品中的一些成分，是否是导致肥胖症和糖尿病的源头？英国**的医学杂志《柳叶刀》2004年就发表过文章，报道明尼苏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马克·佩雷拉博士和波士顿儿童医院肥胖症研究组大卫·路德维格医学博士所做的一项3,000人15年追踪调查实验。他们发现，快餐、肥胖症和二型糖尿病之间存在“强关联”。实验组每人每周吃两次以上快餐，对照组每周只吃一次或者根本不吃。个人生活方式中看电视、体育活动、饮酒量、吸烟等其他因素都被分离开，以保证快餐消费量和肥胖症、II型糖尿病之间的“关联”与其他因素不相关。15年的跟踪观察发现，实验组的体重平均增加10磅左右，胰岛素抗性（译者注：指人体不能有效地使用胰岛素，这是导致II型糖尿病的原因）提高了两倍。

这个首次、全面、长期的科学研究，给“快餐是否导致肥胖之争”一个肯定的回答。

那么快餐会有害于大脑吗？《临床调查》杂志发表过华盛顿大学糖尿病肥胖症中心一份出色的科学研究报告：“多吃含高脂肪的快餐食品，可能会在大脑上留下疤痕。”他们用典型的美式快餐类高脂肪食料饲喂大鼠和小鼠，仅一天，也就是说很短的时间里，动物的大脑视丘下部就出现了炎症，这是分泌荷尔蒙、控制饥渴感、困倦感、情绪和身体节奏的关键部位。[6]这项报告指出：“核磁共振成像证据表明，人类肥胖症患者也表现出视丘下部神经胶质过多。”综合二者后我们认为，人类和动物实验中的肥胖症，都与大脑视丘部位的伤害有关联。

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因对美式快餐成瘾而肥胖。肯德基、麦当劳全球连锁店，秘而不宣地把致人上瘾的化学成分加入鸡肉派和牛肉饼中。在物质形态上，快餐只是工业化的垃圾食品，在本质上却是新型鸦片。新鸦片战争的打手，不是停泊在广州城外的战舰，而是人们对美食的幻觉——更可怕的、比1840年的大英皇家海军军舰更严重的危险，因为这个对手没有外形。

泰勒在进入奥巴马政府之前，曾服务于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办的智囊团“未来的资源”，该机构鼓吹美国向非洲提供农业援助，趁机把用专利保护的转基因种子散布到非洲。

进攻中国食品安全的第二条战线是转基因主粮。美国农业部与孟山都公司、四大农业巨头以及农用化学品巨头为此而联手行动，转基因主粮登上舞台。

“杀手”：转基因生物

转基因的生物工程是一大杀手，洛克菲勒基金会大手笔行动，其背后是一个大目标。无所不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一手推动了转基因革命，靠的就是大把出钱。

它的**个大项目不是小麦而是水稻——亚洲人民的主粮作物！美国和欧洲并不熟悉水稻，然而用分子生物学搞转基因的农作物育种这个大政方针，早在1982年就确定了，走一个“专家上书”程序，基金会就可名正言顺地出更多的钱进行研究。洛克菲勒基金会理事会批准水稻转基因项目的时间是1984年12月，正式启动的时间是1985年。水稻的命运在随后的10年-15年被改变。

没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金钱，就不会有全球性的基因革命。从1985年到200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直接出资1亿美元，在全世界宣传基因工程和它改造全球食品生产的宏伟计划，间接输送达数百万美元。转基因在其战略计划中占据何等地位，其重要性不言自明。

他们的公开承诺是“殚精竭虑、坚持不懈地从事植物的基因工程”。虽然不能证明采用分子-计算机技术具有足够的合理性，测定水稻基因图谱的项目仍在1984年启动。在公开场合他们喋喋不休地宣传，为了应对将要到来的饥饿，必须做这么大的研究项目，世界人口还要增长几十亿，有那么多张嘴等着他们喂！而他们真正的目标是控制中国和亚洲的粮食。

输送研究资金需要个新说法，他们就搞了“国际水稻生物技术项目”（IPRB），用钱去打开全世界所有高级实验室的大门，随后是宣传和推广转基因的1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共出资1.05亿美元。从1989年开始更是追加专款开支做“培训与能力建设”，每年用5,400万美元的金钱力量，把水稻基因改造技术的最新成果最快地投入应用。

转基因战争的种子，是这样深思熟虑地播种下去的。

转基因水稻新品种要出世，不能没有公关大手笔。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科学家和政界圈子里支持者很多。发达国家中有46家实验室很早就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水稻基因图谱项目1987年度的开支为500多万美元，瑞士联邦苏黎世技术研究所和德国佛来堡大学应用生物科学中心都是受助方。

洛克菲勒基金会培育了自己的科学精英圈子，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五位居首的科学家，全是洛克菲勒资助培养的博士，负责研究的副所长曾说：“没有洛克菲勒的钱，我们就不可能建造起今天的研究能力。”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国际水稻生物技术项目集中优势力量开发了一个含维生素A的新品种——“金水稻”，据说是要造福发展中国家患Va缺乏症的营养不良的儿童。金水稻的宣传战极其成功，几乎在公众中建立起了一种信任感——干转基因的科学家们勤勤恳恳地工作，是为了解决世界饥荒和营养不良。

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是真的，唯有一个是假的：这是一场深思熟虑的欺骗。
洛克菲勒的基因革命以水稻为切入点，因为水稻是大部分亚洲国家食品安全的象征。全世界90%的水稻产于中国和印度，人民每日的主粮80%以上是稻米，水稻在西非、加勒比和拉丁美洲的热带地区也是主粮，大米是地球上24亿人民的主粮。驯化和培育水稻的历史长达一万两千年，适应千变万化的各地自然条件的耐旱抗虫品种被农民培育出来，从来无须“生物技术”插手。全世界14万个水稻品种表达了丰富得难以想象的生物多样性。
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美国政府早就盯上了亚洲水稻。远在转基因革命和国际水稻生物技术项目之前，上世纪70年代“绿色革命”的目标就是改造亚洲水稻。水稻品种的多样性在绿色革命中遭到横扫，亚洲的小农农业被纳入全球贸易体系。西方农业公司巨头为它们设计了信贷体系和销售模式，为它们建立了肥料、杀虫剂、农业机械的全球化市场。

真正的问题还不在于此。洛克菲勒基金会于1962年创办的菲律宾国际水稻所，趁亚洲绿色革命之机，以“保护品种”为名“收藏”水稻品种，把占总数1/5的、已知最重要的亚洲水稻品种都入了“库”。而更早于1960年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共同创建和维持的“国际农业研究咨询小组”（CGIAR），是收藏稻种的合法性大红伞，正是这家机构在伊拉克战前控制了伊拉克种子银行。洛克菲勒基金会以菲律宾为基地推行转基因革命，一点都不令人奇怪。

我们要知道“国际农业研究咨询小组”的总部，就设在华盛顿特区的世界银行集团总部里。就这样，世界银行集团拿到了亚洲种子银行的钥匙。美国开发转基因水稻所用的种子资源中，有3/4都来自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的种子银行。美国有了种子资源，就有能力强制亚洲国家在进出口贸易中放弃对美国水稻进口的“不公平贸易壁垒”了。

先正达、孟山都最终如愿把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变成自己的水稻种子库。“种子托管”只是借口，种子一旦到手、一旦进入生物技术巨头的实验室，就被改造了基因、加上专利保护，变成生物技术公司的知识产权。“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规定”（TRIPS）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首创， 1995年WTO成立时首次出台，目的是让跨国公司给植物和其他生物加置专利，窃为己有。

199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生物多样性公约》，原本是为了控制盗窃发展中国家种子资源的行为，不料华盛顿只对公约原文作了一点微小的修改，就把“国际农业研究咨询小组”攫取到的遗传资源置于公约的限制之外。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恰好属于那个“小组”，于是50万个品种、占全世界40%的特有农作物被强加了“豁免权”，生物技术巨头可以随心所欲地用来研究转基因植物专利，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黄金水稻神话

根据联合国统计，发展中国家约有1.4亿儿童患有某种程度的维生素A缺乏症，其中25万至50万人会因此致盲（比例约1/300），这的确是发展中国家新生儿死亡的原因之一。洛克菲勒基金会充分利用了这个“真问题”,1990年开始以国际水稻生物技术项目的名义下手，制造出一个“维生素A黄金水稻”神话，黄金水稻被不失时机地做成一张推广基因技术的“情感牌”、一面招兵买马的旗帜、一把画线站队的标尺，尽管关于补充维生素A的一切承诺，都是险恶的谎言和蓄意欺骗。

水稻种子代表的是一种生命符号。转基因的水稻种子却是一个杀手，因为水稻是24亿人民的主粮。

破坏生育能力的转基因生物

转基因产品用作人类食品和动物饲料很危险，全世界已经有足够多的独立研究证明。最有说服力的是2010年俄罗斯科学家做的实验表明，转基因大豆伤害哺乳动物、令哺乳动物断子绝嗣。实验用的是繁殖力很强的坎贝尔仓鼠，对照用的纯种黄豆来自塞尔维亚，已经成为难寻的稀有之物，原因是转基因大豆商业化种植已经在全球普及：美国97%，阿根廷99%，巴西50%以上。

俄罗斯实验由两个机构联合进行：俄罗斯全国基因安全协会和生态与环境问题研究所，领衔研究者是阿列克谢·谢洛夫博士（Alexei Surov）。他们有令人震惊的发现。

仓鼠按每组一对分开饲养。**组为对照组，喂以通常的鼠类动物饲料，第二组添加非转基因大豆，第三组添加转基因大豆，第四组用更高比例的转基因大豆。我们观察它们的行为、增重速度和繁殖。

起初一切正常。然而，第二代再次配对后出现了严重的情况。喂了转基因大豆的实验鼠生长速度很慢，性成熟推迟。当实验进行到第三代时，转基因大豆组仓鼠没有后代出生，表明它们没有繁殖能力了。

第三代实验仓鼠甚至有毛发从口中生出的现象。这个令人惊愕的怪异现象在停止饲喂转基因食料后逐渐消失。

难道这个实验结果还不够明确吗？西方主流媒体以BBC、CNN和纽约时报为首，刻意地无视科学实验提出的严重警告：三代绝嗣。这种怪象，难道不是地缘政治利益在幕后操纵转基因泛滥的佐证吗？

中国在转基因管理方面有很多空子让人钻。美国粮食巨头如嘉吉、ADM、邦基等，已经操纵了中国的大豆进口。2011年，中国进口转基因大豆5,260万吨，其中一半来自美国 [20]（占美国大豆出口总量的60%）;2012年**季度到港转基因大豆刷新纪录，达1,250万吨。进口转基因大豆已经超过中国大豆总用量的60%，被中国人直接和间接消费了（通过饲养动物）。上述俄罗斯仓鼠转基因大豆实验，是否暗示中国人口三代之内可能不育？此事已经达到国民健康紧急风险事件水平，应该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提出紧急处理对策了。

必须击破中国国内对转基因食品合法化的抵抗，才能把转基因变成中国人的基本食品。美国政府、美国农工商巨头将之视为当务之急。华盛顿用粮食作地缘政治的武器，技法早已炉火纯青。

大型战略必须有通盘谋划，把美国国内经济与国际政策脱钩就是一个大手笔。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研究、70年代以石油冲击小试牛刀，最高权力精英仔细算计过，为了全球霸权战略大计，必须以举国之力聚焦“战略产业”核心。美国国防军事工业是战略核心，波音、麦道、哈里伯顿和柏克德公司等当仁不让。放弃对通常的基本工业部门，如钢铁、汽车、电子、矿业的保护，转而聚焦于最新战略产业部门如生物技术，才是***美国国家利益的政策。

农作物出口对美国扩张全球霸权具有更大战略意义，因此超越常规工业部门跃升为战略优先。早在20年前，从1992年开始，生物技术产品——转基因农作物出口，就被设定为美国谷物和农业出口的战略核心、美国国家利益所在。1995年完成改组的WTO，正好用来推进美国农工商巨头利益的工具。

然而，只要进口美国粮食的国家，还能用自己的种子生产粮食，那么它们就有能力最终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从美国利益的角度看，**的解决方案就是垄断种子，用专利攫取种子品系的权属——转基因种子专利，就是它们最想要的、**的国家利益。

污染中国食品链

1979年后，中国向西方特别是美国开放，美国农工商巨头孟山都公司得以顺利进入。这个全球最强势的生物技术巨头，利用中国人缺少技术知识的弱点，公开贿赂地方官员，无所不用其极，向中国水稻主产区非法输送了转基因种子。目前，美国的转基因种子已经非法出现在中国许多地方。

2011年4月，一位中国环保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国务院的四部委联合调查发现：“由于监管不周，在几个省发现了非法转基因种子。”欧盟“食品饲料快速警报”网站披露，2006年至2011年，欧洲国家115次查获来自中国的大米食品含有转基因成分(译者注：最新信息， 2012年欧盟累计已查获中国出口米制品含非法Bt63转基因20次，与往年不同的是，中国已实施“出口检疫”制度。如此严查过筛仍不能杜绝出口产品的转基因“污染”，可见国内大米的转基因污染程度已无法乐观)。绿色和平生态组的中国农业专家方立峰指出，转基因种子早在2005年就开始扩散，2010年曾在湖北、湖南、江苏数省的市场上被发现。

美国打通了中国政府的重要关节，让中国自己把转基因技术（农业生物技术）奉为中国未来食品安全的**方案。中国各地有100多个生物实验室，从1986年以来一直在搞生物技术开发，试图通过把生物技术纳入中国的传统农业体系。“提高产量和质量”令人担忧。

截至2001年，世界上已经有130个以上农作物品种被开发成转基因品种，其中有声称能抗虫、抗病菌病毒、耐盐碱干旱、强化营养或者提高质量的品种，甚至有能产生口服疫苗和重组型药物的转基因植物。

中国1998年种植抗虫Bt棉面积达120,000公顷，1999年-2000年种植了350,000公顷，主打品种是孟山都公司的Bt棉品种（Bollgard）和中国农科院研发的Bt抗虫品种。

转基因是一匹特洛伊木马，华盛顿的美国精英精心设计，只要中国允许它进入，20年内中国的食品安全将被摧毁。放纵转基因产品，终将被证明是新中国自1949年成立以来犯下的最危险的错误。行文至此，不幸中的万幸，中国国内爆发了激烈的争论：推广任何一种转基因产品，是否为明智之举？辩论刚刚开始，而中国农业部早已正式批准了转基因棉花、甜椒、西红柿和木瓜种植，核准了转基因大豆和玉米进口，虽然只是用于“加工”。

曾经有100多位研究者在2010年写信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呼吁取消一种玉米、两种水稻的转基因安全证书。他们要求公开辩论，要求明确标注食品中含有转基因物质。他们指出，被批准的转基因水稻虽然是在中国的实验室里开发的，但是采用了美国孟山都公司持有专利的功能基因，一旦商业化应用，就要交专利费和使用费了。假如在几年内就允许在中国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那么即使是中国公司出售“中国”的转基因水稻种子，美国生物技术巨头孟山都和联邦政府，仍然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控中国水稻的命脉。

老布什和转基因

老布什1986年任美国副总统。他当过驻华大使，还当过中情局局长。有一天他召开白宫特别战略会议，受邀请而来的是农业和化学品公司总裁，其中有位于圣路易斯密苏里的孟山都公司。据当时在场的美国农业部官员克莱尔·霍普·卡明斯说，那次会议的议题是为给快要成型的转基因生物技术行业“去监管”。孟山都公司与政府长期有“染”，老布什主政中情局时，孟山都公司与中情局走得也很近。喷洒在越南战场的致命的落叶剂“橙剂”就是孟山都公司20世纪60年代的杰作。这个公司还有很多造假、掩盖和贿赂的历史记录。

1988年老布什当选了美国总统。几年前闭门制定的规则和框架，终于可以公之于众了：给孟山都和生物技术公司正式解脱监管的束缚。于是副总统奎尔公开宣称：“生物技术产品需要被同等对待，我们不能让不必要的管理束缚住手脚。”

1992年5月26日，奎尔副总统宣布，布什政府对生物工程技术有一项政策改革：“它将加快和简化程序，让那些用生物技术开发出来的更优秀的农作物产品，更快地造福消费者、生产者和农民。”面对一群生物技术公司的执行官员和记者，他说：“我们保证生物技术产品将受到和其他产品同样的对待，不让它们被不必要的监管绊住前进的脚步。”布什-奎尔政府就这样轻易地开启了潘多拉魔盒。

美国对转基因产品至今没有制定过一个新的、专门的法规。很多议员、公民、科学家和卫生工作者都认为，制定专门法规迫在眉睫，因为转基因食品确实携带着未知风险和可能的健康危害。然而老布什政府同生物技术行业沆瀣一气，鹦鹉学舌一般说：转基因技术就是传统育种的延续。布什政府认定，无须专门机构监管这个非常敏感的新领域，只采取了一些走过场的措施，让美国农业部、环保署、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和卫生部分别直接评估转基因产品的几种风险性。四个机构的责任被刻意地模糊化。孟山都等生物技术巨头的道路，被老布什总统亲自扫平。

部门分工的模糊性，直接导致了监管中的重叠和混乱，孟山都等转基因利益集团得以**限度地钻空子、随意推出新产品。生物技术公司以外的世界忧心忡忡地观察全新的转基因产品，但是公众仍然期望，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这样的机构，对涉及大众健康的事件还是会谨慎从事的。

但是，美国政府无视科学家的反复警告：重组DNA技术和使用病毒的生物技术对人有危险，“无管理”模式很危险。布什-奎尔政府还是选择让生物技术界和私人科学实验室在转基因领域“自律”。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科学家，路易斯·普莱拜尔博士（Louis J. Pribyl），作为研究基因工程食品的17位科学家之一，他很清楚外源基因被插入植物时会产生非预期毒素。他向自己服务的机构FDA递交了措辞严厉的备忘录：“所谓不会出现非预期效应，只是业界的无稽之谈，他们从来没有拿出过支持自己观点的数据。”

其他政府科学家也认为，“有着充分的理由”对每一个新上市的转基因产品都由政府机构重新做检测，因为“有发生非预期的、偶然变化的可能，做一些传统的毒理学研究很必要”。

布什政府为什么会不理睬这么严重的警告呢？因为白宫和孟山都公司在做交易，这是一个地缘政治意义上的重大交易。无论是否有人识破也顾不得了，事关重大，箭已在弦上，哪能不发？

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是美国国务院推进美国外交政策的机构，它曾经在自己的网站上公开宣称：“……美国对外援助项目的主要的受益者永远是美国。将近80%的国际开发署项目、合同和援助资金直接进入美国企业。”

把转基因推向全世界，也是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一件公务，“把转基因融合到世界各地的食物体系中去”。美国国际开发署累计花费了1亿美元做活动，推广生物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做科普，培训公众对转基因的知晓度和接受意愿。美国国际开发署在自己的网站透露过信息，它给先正达、杜邦先锋和孟山都公司提供技术转让机会，孟山都等公司回报以金钱。[32]真是天衣无缝的合作。箭已离弦，箭正在飞！

用世界贸易组织瞄准中国

WTO是与孟山都等生物技术巨头关系最紧密的大型国际机构。如果没有WTO，今天大多数国家不一定会向生物技术公司的压力屈服，也不会让转基因种子轻易地入关进门。

1995年WTO出现在瑞士的日内瓦。WTO被设计成凌驾于国家主权和法律之上的国际机构。它不用向任何别的公共机构负责。它听命于价值万亿美元的国际农产品贸易利益链，为国际寡头的利益服务。它是一个国际警察，是自封的全球贸易的裁判，对于主权国家维护利益的屏障来说，它简直就是一把“攻城锤”。WTO是一件新武器，或者是一具瞄准镜。

WTO的前身是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这个“协定”没有强制性，没有惩罚力，违规就违规了。而WTO是有惩罚条款的，可以对违规成员国实施高额惩罚。1948年谈判设立关贸总协定时，美国坚决反对把农产品列入国际贸易谈判，以免不得已被国际贸易规则打开美国农产品市场。在冷战中，农产品的贸易具有战略性质，让外国农产品进入美国，那是不能允许的。

二战以后每一次自由贸易的推动都来自美国。WTO的设想也不例外。乌拉圭回合谈判一反常规，农产品贸易变成首要议题。因为自从1980年以来，美国已经把农工商巨头扶植起来，发动全球农产品贸易的全面攻势，美国已经准备就绪。

美国在乌拉圭回合中提出的农业贸易的议案，是一个“嘉吉方案”。方案的起草人是嘉吉公司前执行官丹尼尔·阿姆斯图茨，被里根政府任命为驻GATT的特别代表。**的阿姆斯图茨“四点方案”就出自他之手。[33]
嘉吉公司是一个年销售额560亿美元的农业巨头，业务遍及66个国家和地区。它为洛克菲勒家族在拉丁美洲的利益服务，曾在基辛格1973年对前苏联出售小麦的项目中充当先锋，在近乎抢劫的大笔交易中大赚其钱。这家公司对美国联邦政府和美国农业部的影响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阿姆斯图茨的“四点方案”咄咄逼人，它要一手控制全球谷物贸易。它规定GATT谈判必须只有利于美国农工商巨头和它们在全世界的商业利益；它禁止一切政府支持本国农业、不许提供农产品价格支持，禁止各国为保护本国农业生产设立进口限制，禁止一切政府控制农产品出口，哪怕在饥荒中也不许。阿姆斯图茨“四点方案”的真正目标，就是限制各国实施保卫食品安全的法律。

嘉吉公司把贸易和利润凌驾于人类食品安全之上。他国的食品安全法律，就是美国农业巨头赚钱的障碍，妨碍它们出售工业化生产的劣质农产品，在美国也是一样。无限制地销售转基因工程的新产品，是农工商巨头们无法遏制的渴望，什么大众健康、国家食品安全，都挡不住它对金钱的无止境的追求。

阿姆斯图茨为推进农工商巨头在WTO的利益不遗余力，立下汗马功劳，2003年被任命为布什政府农业部派驻伊拉克的特使，主政战后的伊拉克“复兴”。他用下一个“阿姆斯图茨方案”把伊拉克纳入美国的市场导向的出口型农业体系，顺便把转基因农作物种遍伊拉克全境。

“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也是美国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打击欧盟的共同农业项目（CAP）的武器。还记得1870年大不列颠雄踞世界霸主地位时大力鼓吹的“自由贸易”吗？乌拉圭谈判、阿姆斯图茨四点方案，不就是历史的回声吗？100年前受保护并获益的，不都是英国的国际贸易公司和银行业吗？今日美国强求各国终止对农业出口的补贴，当然是美国的农业巨头会受益。

无所不能的嘉吉公司曾建立过一个“WTO消费者游说团”，里面没有一个消费者，只有那些农工商跨国公司巨头，包括嘉吉公司。入会的法人会员费高达65,000美元。嘉吉公司还成立过一个“美国贸易紧急事务委员会”，成功地说服了国会接受WTO匪夷所思的新农业议程。

为了推进粗暴且蛮不讲理的GATT农业条款，特别是推动阿姆斯图茨四点方案通过，还有过一个成立于1987年的国际游说团，叫做“国际食品与农业贸易政策委员会”（IPC），董事会成员里有嘉吉公司的高管，还有先正达公司（当时的名字还是Novartis）、雀巢公司、Kraft、孟山都公司、ADM、邦基公司、洛克菲勒的温洛克国际基金会、美国农业部、日本**的贸易公司三井，等等。这个“国际食品与农业贸易政策委员会”是任何一个政治家都不敢忽视的存在，不论他在哪里。所以，这个委员会不管想干什么，结果当然总是非常成功。

为了使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关于WTO的条款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嘉吉公司伙同“国际食品与农业贸易政策委员会”，与克林顿政府的美国贸易代表米奇·康托尔（后出任商务部长）密切勾结。康托尔竟然在国会面前把WTO说成与GATT是一回事，从而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中国千方百计想加入的WTO，就是由这样一群人，用这样的手段，设计、制定并通过其农业纲领的。让我们记住基辛格的名言：只要掌握了粮食就能控制对手。美国政府和农业巨头正是沿着这个思路，策划并制定了WTO的农业条款。1995年，WTO从GATT脱胎而出，对中国的食品主权发起进攻的基地建设完毕。按照WTO的规定，“农产品公平贸易”比中国立法保护本国健康和安全更重要。现在我们来看它一点也不会奇怪了。把中国的国家食品安全掐在手里，这可不仅是私营公司孟山都的目标，更是五角大楼和美国政府的***战略要务。所以他们才会这样精心地操作这场食品之战。

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协定

WTO的农业协定，是请嘉吉、美国阿丹米（ADM）、杜邦、雀巢、联合利华（Unilever）、孟山都等农业巨头起草的。所以，WTO的农业协定只会有利于农业巨头们的利益。

WTO的架子搭好了。克林顿政府把生物技术与互联网并列为联邦政府全力支持的领域。转基因农作物的开发成为一项战略要务，正式得到美国联邦政府全力以赴的支持，在非正式情景中照样有政府支持。米奇·康托尔被任命为全权负责WTO谈判的首席代表。克林顿对他言听计从。

2001年康托尔功成名就离开联邦政府，被孟山都公司请去当董事会董事，以答谢他的汗马功劳。

孟山都、杜邦、陶氏化学公司等农业化学品巨头，现在都摇身一变，成了控制粮食作物品种的生物技术公司。在农工商巨头出世之前，农作物从未被看做有全球市场和统一的价格的纯粹商品。农作物一直都在地方性市场上有限地流通，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是国民经济安全的保证。现在农作物就要变成生物技术公司的财产了。

WTO和美国农业巨头相互勾结，携手推进美国农业巨头定义的那种农业全球化。WTO条款为它们打通了法律和政治的通道，像100年前洛克菲勒建立了他想要的那种全球石油市场一样，去建立一个全球食品商品的“市场”。

美国抛出的“阿姆斯图茨方案”变成了WTO的农业协定，以“AoA”之名著称。它要为农工商巨头创造出一个最高的合法性，开辟自由的、综合的国际市场，让它们去销售产品。AoA一边在口头上喋喋不休地谈论什么“食品安全”，一边强行规定，食品安全只能在自由市场上获得。谁会从中获利呢？当然是嘉吉、邦基、ADM了。

1992年，老布什政府不由分说地制定了一条规矩：转基因的农作物和常规品种农作物“在实质上等同”，不需要额外的政府监督。这条规定被写入了WTO规则，写在“植物疫病检疫协定”（SPS）条款中。“植物疫病检疫”是一个新奇的科学术语，它在这里只有一个意思，即转过基因的那些植物的不健康事件。

这个植物疫病检疫协定被鬼鬼祟祟地制定出来，它宣称，食品标准和检测虽然是为了保护人类和动物免于受害，但也可能被蓄意地用于构筑贸易壁垒，因此要用WTO的规定加以禁止。他们口中高唱保护植物和人类安全的高调，背后却在WTO条款中纳入相反的规定，说一套做一套，声东击西。WTO的成员国议会里没有几个人会费心解读那个深奥的“植物疫病检疫控制”。他们只是听听农工商公司的游说，然后就盖章批准了。

“植物疫病检疫协定”中还有明确规定，禁止用基因改造生物作为人类食品和动物饲料叫做不公平贸易；要求标识转基因食品叫技术壁垒。在WTO框架下，“贸易”的地位高于人民对食物的知情权。至于是谁的贸易、谁的利益，那是不言而喻的。

终结者

转基因战略的纲领是一个隐蔽的战争纲领。孟山都和美国政府对于它们的最终目标始终三缄其口。中国政府也许还能够进行独立自主的调查，还能听取严肃的警告，因为下面所说的一切，确实是有根有据的。

如果中国向孟山都公司或者其他公司的转基因农作物和化学除草剂如农达敞开大门，经过风虫水媒传播，最终的结果还不仅仅是污染天然农作物。孟山都的种子一旦种下就是走上了自杀之途。

因为转基因技术里包括一个俗称终结者的“基因表达控制技术”（GURTs）。开发这项技术的公司名叫“三角洲松兰”。美国政府从头到尾支持并资助了这项研究，该项技术一旦商业化应用，将赋予技术拥有者控制别国全部种子的特权。美国政府从1983年起一直毫不声张地默默地行动。而那家不为人知的公司已被孟山都收购成为孟山都公司的一部分。

美国专利局于1998年3月授予三角洲松兰公司“终结者技术”专利，编号为No.5723765，正式名称是“植物基因表达控制”技术。该公司和美国政府共同持有专利，在证券交易认定（SEC）表格中有这样的陈述：“专利拥有者为三角洲松兰公司与美国政府，政府代表为美国农业部长。”
按照规定，这项专利在全球都有效。再援引一段证券交易认定表格中的内容：“本专利的适用范围为包括所有农作物的一切植物及种子，转基因类与常规类都适用，其技术为控制植物子代种子生育力而不伤及作物。”
三角洲松兰公司吹嘘：“仅应用一次本技术即可杜绝农民非法种植专利种子的行为……偷种未经授权的专利种子将会得不偿失，因为种子不会发芽，种也无用。”它公开宣扬，它的专利技术就是要让农民购买一次孟山都先正达的转基因种子后，再也不能摆脱种子公司的束缚重获自由；它还说，它的专利展示了“全球转基因种子市场的光辉前景，直到现在还有农民留种再种的各种品种的农作物都要被取代了”。

这家公司轻蔑地把农民千百年来自留种子的传统形容为“打包吃剩饭”，是不入流的落后行为。

三角洲松兰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是蔡南海（Nam-Hai Chua）博士，62岁，同时兼任位于纽约的洛克菲勒大学植物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主任。该实验室25年以来一直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转基因技术开发的中心，花了基金会1亿美元。Chua博士还担任孟山都公司的科学顾问、杜邦公司先锋国际种子公司顾问直到1995年。他是洛克菲勒基因革命的核心人物。

美国农业部、孟山都公司、杜邦公司、洛克菲勒基金会，全部到齐。三角洲松兰公司开发终结者技术，就是转基因生物技术整个计划的中心，这是毫无疑问的。

三角洲松兰公司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开了分店：三角洲松兰阿根廷，三角洲松兰中国，新加坡的三角洲松兰中国PTE，三角洲松兰巴拉圭，三角洲松兰墨西哥，三角洲松兰澳大利亚，河北冀岱棉业技术公司（中国）, CDM Mandiyu阿根廷，三角洲松兰Hellas希腊，D&M巴西Algodao，三角洲松兰印度，三角洲松兰毛里求斯有限公司。

孟山都已经在2007年神不知鬼不觉地收购了三角洲松兰公司，向全世界扩散自杀的种子。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巨大的全球网络已经织成。

这一切充分说明了美国的政策是向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出口、推广应用转基因的终结者技术。他们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他们是在发动一场最后的粮食战争，他们的战术是控制主粮如水稻的种子。在人类历史上，这是**次全面的粮食战争。

无形的危险才是最险恶的。美国农业巨头手中的转基因种子，对于中国的威胁，比军事的威胁更严峻。

化学品之战

如果没有抗农达的转基因种子，就不会需要孟山都的除草剂农达。购买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必须捆绑购买农达并签约——真是一个完美的陷阱。除草剂农达具有和转基因种子本身同等的危害——长期使用已经导致了杂草的抗性，变成人造魔鬼“超级草”，泛滥于北美的农田。在无数证据面前，孟山都会怎么办呢？竭尽全力掩盖真相。

农达的有效成分——草甘膦，能够螯合土壤中的肥力因子，导致土地不缺肥料却贫瘠化了，还能“显著削弱植物对病原体和病害的免疫能力、增加植物病害”。喷洒除草剂越多，植物的病原体越多，这是研究植物病理50年、研究草甘膦20年的美国退役资深植物病理学家唐·胡伯的发现。他还在孟山都的抗除草剂大豆中发现了一种前所未知的显微病原物，与病毒体积相当、能自我复制，它可能是导致农场动物高流产率和出现猝死综合征的原因。

《科学美国人》杂志也发表过“令人震惊”的文章。法国卡昂大学的吉利斯-艾略克·塞拉利尼（Gilles-Eric Seralini）团队报告，农达中的一种辅助成分POEA（乙氧基化-聚氧乙烯，polyethoxylated tallowamine）虽然通常条件下是惰性物质，却能伤害人类胚胎、胎盘和脐带组织，其毒性甚至超过除草剂的主成分草甘膦，他们发现脐带细胞对POEA特别敏感。以往的研究大都专注于草甘膦的安全性而忽略做配方用的助剂，然而当“惰性”的助剂结合于主成分后，会形成性质活跃的高毒性物质。即使把规定喷洒农田和草坪的浓度再稀释10万倍，仍然能毒害人类细胞。[40]
农达除草剂能够干扰激素分泌，因此它可能导致生殖异常、胚胎发育异常、出生体重降低，甚至造成流产。

孟山都的宣传说，它的专利除草剂的主成分草甘膦毒性很低，只要按照规定的浓度使用就无害。然而即使是符合规定标准的残留水平，不论是在大豆、苜蓿、玉米，还是草坪上的残留，都足以导致细胞损伤。

POEA是一种类似洗涤剂的表面活性剂，可从动物脂肪中提取。1980年以后，POEA开始被用作除草剂的配方助剂，后来是被日本医生识别出来的。他们从因口服农达而死亡的病例中发现，致死原因竟然是POEA而不是草甘膦——原因是它具有强化渗透功能！

除草剂中的惰性助剂可以增强活性，它们渗透植物组织表面的保护膜或者细胞膜，提高除草剂的毒性。克罗地亚的一个研究小组不久前发现，含有莠去津（一种除草剂）的一种配方除草剂能破坏DNA、导致癌症，而单纯的莠去津本身并不造成这样的后果。

法国卡昂大学研究小组的最新发现，不是针对某一个转基因植物或者孟山都的农达除草剂的“个案”。他们认为，所有商业化的转基因技术，对人体和动物究竟有什么风险，一个都没有证明过，所以应该全体推迟——他们在呼应2009年美国环境医学协会的呼吁：

多项动物研究表明，转基因（GMO）食品有严重的健康风险，问题包括基因紊乱造成的不孕症、免疫系统异常、老化加速、胆固醇胰岛素细胞信号紊乱，干扰蛋白质合成，肝肾脾肠出现变异等。

转基因食品与健康退化之间的关系，表现出非偶然的关联和关联性、自洽性、特异性以及生物学指向和生物学意义上的可能性。转基因食品与疾病之间的关联强度被多项动物实验证实。

转基因食品与数种疾病的发病过程的特异关联也被确认了。多项动物实验出现免疫异常，如细胞物质异常引起的哮喘、过敏和炎症。动物实验中出现了肝脏异常，包括脂肪肝和碳水化合物代谢异常，甚至细胞改变，可能导致衰老。肾脏、胰腺、脾脏异常都有了报告。2008年的一项研究指出转基因玉米实验导致老鼠不孕，数代后实验鼠繁殖力下降，幼崽出生体重减小。

一切转基因从本质上都是非自然的人工组合，会不停地突变，所以在本质上是不稳定的。

新烟碱新毒药

新烟碱杀虫剂是一种尼古丁衍生物，也是当下最新、最火爆的杀虫剂。它刚一露头就把蜜蜂杀得“人仰马翻”，还创造出一个新词汇：蜂群崩溃综合症（CCD）。美国政府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照例为它大开绿灯，于是全球植保市场上升起了一颗新星。

只经过短短的时间，新烟碱产品已经是全球使用最多的杀虫剂了。[43]
新烟碱产品（imidacloprid）由德国拜耳公司和日本Nihon Tokushu Noyaku公司于1991年联合开发，现已应用于89个国家和地区、60种以上农作物。1990年有机磷杀虫剂还占全球43%的市场份额，菊酯类占18%，氨基甲酸类占16%。2005年新烟碱杀虫剂已经占据16%的市场，年销售19.41亿美元，是所有产品中增长最快的。

中国生产新烟碱的主要厂家，是位于山东的中石化-农业生物技术联合有限公司（“Sino-agri Union”），它从属于CNAMPGC并全资拥有山东联合农药工业公司和泰安联合生物化学技术公司。中石化农业联合公司是拥有生产新烟碱准许的中国公司中**的也是最活跃的一家。它与日本农药工业协会，特别是日本最**的新烟碱生产厂Sumitomo and Shimadzu合作。

蜜蜂为人类种植的70%农作物授粉，这些植物生产了90%的人类食品。几乎全部水果和蔬菜要靠蜜蜂授粉：苹果、橘子、草莓、青葱、胡萝卜，等等。半个世纪以来蜜蜂数量一直在增加，最近在许多欧洲、美洲国家却突然显著地减少了。同时依赖蜜蜂授粉的农作物却种得越来越多了。问题被叫做“蜂群崩溃综合症”，也就是说原因多得数不清。严肃的科学研究已经发现，高居**位的原因，是自从2004年以来投入使用的高毒性“系统型”杀虫剂——新烟碱。

新烟碱是“系统型”的，化学成分接近尼古丁。它的毒性作用于昆虫、蜜蜂、鸟类的中枢神经系统。已知新烟碱会影响人类胚胎的神经发育。[46]

假如欧盟、美国、中国等国家的政府不能成功地禁止某些正在使用中的化学杀虫剂，将要变成“昨日之花”的不仅仅是小蜜蜂。到了人类目瞪口呆地面对一个没有蜜蜂的世界时，如何延续生存这个全新的挑战？人类将如何回应？

自从2004年以来，美国25个州的蜂农反映，蜜蜂死亡超过100万群。然而故事只在美国以外的欧盟地区流传，特别是英国，因为那里的蜜蜂也整群地消失了。2009年冬天英国损失了1/5的蜂群；而自然淘汰率应该只有10%。政府有关机构的说法是“神秘事件”：蜂群崩溃综合症。

其实新烟碱的危害性并不是秘密。美国环保署的一份信息表就对拜耳农药公司的新烟碱类农药Clothianidin提出过警告。根据自报的数据， Clothianidin喷洒在玉米、芥花上，对鸟类等应当仅导致最小急性毒性风险。但是评估表明，接触了用该药剂处理过的种子，如果药物进入肠道，对小型鸟类（如鸣禽）有慢性中毒风险，对哺乳动物有急、慢性中毒的风险。

英国的“昆虫生命与土地协会”以独立机构身份承担了一项关于蜜蜂死因的严格而规范的科学研究。他们发现新烟碱难逃罪责。[49]他们称新烟碱为“系统关联型化学品”，其杀虫机制是先被植物内吸，再被昆虫采食，经慢性和长期神经系统毒害而致死昆虫。在英国，新烟碱类产品Chinook被广泛用于油菜（芥花），德国拜耳公司的UK720被用于花园和室内盆栽植物。他们的报告说，“新烟碱应该是使蜜蜂减少的重要原因，也可能是其他非靶标无脊椎生物减少的原因”。他们呼吁全面禁止含有新烟碱的杀虫剂。

英国土壤学会会长彼得·麦尔切特对媒体说：“杀虫剂使授粉昆虫减少了，对农业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英国对杀虫剂的安全监管稀松无效，在欧盟众所周知。昆虫生命学会的报告提出，杀虫剂对维持英国农业至关重要的授粉昆虫构成了威胁。

2012年3月，英国政府环保机构首席科学家罗伯特·沃特森爵士在英国媒体上宣布，政府正在重审允许新烟碱在英国合法使用的政策。“我们一定要仔细审查几个月前斯特灵大学的报告、法国和美国的新研究，我们必须逐条审查细节以判断英国的现行政策是否正确。我要求他们要非常细致地作重新审查。”

美国环保署负责批准或禁止化学品应用，它在2003年无视本机构科学家的严重警告，授予新烟碱产品Clothianidin在美国喷洒玉米的应用许可。这是德国拜耳公司与日本Takeda公司共同持有专利的产品，商品名“庞秋”（Poncho），在美国2004年的应用规模一举达到8,800英亩，随后就发生了那个惊人的百万蜜蜂蜂群死亡事件，地点就在美国中西部的玉米带。

美国环保署授予拜耳公司应用“庞秋”的商业准许是出于政治考虑。环保署自己的科学家提出过警告，“庞秋”对蜜蜂具有高度的采食毒性和接触毒性，在土壤和地下水中表现为高度流动性，非常可能经移动进入溪流、池塘和其他有野花的地方——也就是继续散布进而杀死更多的蜜蜂和非靶标昆虫，如蝴蝶和大黄蜂。环保署科学家对Clothianidin的长期环境效应和环境风险评估是：“该种农药在喷洒多日后仍然对蜜蜂有害；对蜜蜂的毒性是致命，对于蜜蜂幼虫是半致命，对蜂王的繁殖力的影响类似。”2005年9月28日美国环保署的备忘录泄露了以上警告。

DDT已经被禁用，而新烟碱的毒性超过DDT数千倍。拜耳公司较早的一个烟碱类产品名为“高秋”（Gaucho）的农药Imidacloprid，已知对蜜蜂的毒性比DDT高出7,000倍。

2012年1月，美国农业部发布过该部下属的蜜蜂研究实验室研究人员杰弗里·佩蒂斯提交的一份重要的报告，该报告发表于德国科学杂志——Naturwissenschaften——引起了轰动。经过详细的对比试验发现，整群蜜蜂接触半致死剂量的“高秋”农药后肠道出现了寄生虫症状。报告特别指出：“目前所用的评估方法，已不能适应评估杀虫剂潜在的负面结果的要求。此事早已被提出，问题是复杂的和非预期的反应，昆虫只接触极低浓度的杀虫剂和很少量的病原体……我们认为应该设定新的杀虫剂检测标准，检测表中应包括更多的病原物质。最后我们相信，研究杀虫剂与病原体之间的微妙关系，例如在本实验中所观察到的那样，会有助于解开全球蜜蜂大量死亡之谜。”

**的荷兰毒理学家汉克·腾耐克博士（Henk Tennekes），对拜耳公司的新烟碱也持有不同于“低毒”的看法。他提出，喷洒过新烟碱的玉米地以外的蜜蜂，在整个生长季节都会接触到它：“蜜蜂通过很多途径接触到新烟碱以及其他杀虫剂，在采蜜活跃期间一直如此。在春播后极高浓度的新烟碱农药存在于停放田间的空播种机中，因为玉米种子用农药包衣。我们在每一份土壤样品中都找到了新烟碱，连未播种的土壤中都有。”

新烟碱威胁中国农产品供给安全的严重程度，很可能是被低估了。新烟碱的危害在全世界到处被刻意地忽视，它甚至可能比转基因和除草剂更险恶。它能有效杀害虫，也能杀灭整巢的蜜蜂和常见鸟类。四处喷洒新烟碱已经威胁到人类的大脑和其他器官。

美国的精英圈内人士深知，只要污染了中国的主食链，就能制服中国。破坏中国食物链的计划一直在缓慢推进，但是在近年中规模扩大、节奏也加快了。

在美妙而虚伪的许诺面前，中国应该警惕什么呢？

毒害人脑

最令人恐怖的是：新烟碱会像伤害蜜蜂和鸟类一样伤害人类。腾耐克博士指出一个问题：美国儿童心理和行为异常的发病率远超过我们的设想；每年400万新生儿中5%-10%表现异常，包括神经发育紊乱、学习能力低下、阅读困难、智力障碍、注意力分散综合症，以及自闭症。他们在成年后依旧表现为成年人慢性神经衰退、帕金森症和痴呆症，发病率显著高于其他人。这表明幼年时接触过的毒性物质极有可能在日后激发疾病，原因可能是大脑的重要区域细胞数量减少，少到维持正常功能的限度以下。出生前以及幼年时期接触杀虫剂已被认为是一个重大健康风险因素，这也许能解释大脑组织结构异常和大脑健康的异常，以及成年后患神经系统疾病的风险。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持续接触喷洒过新烟碱农药的植物，可能引起大脑的损伤，其中包括最近急剧增加的儿童自闭症。

长期接触尼古丁可对儿童的正常生长造成许多伤害。出生前间接接触尼古丁可造成注意力缺陷、多动型紊乱。可见新烟碱伤害了发育中的大脑。

布莱恩·莫恩援引《科学》发表的相关论文，指出：
昆虫的大脑和神经系统是这些杀虫剂的目标。杀虫剂干扰蜜蜂的返巢行为能力，看起来就像“蜜蜂自闭症”。人和昆虫不一样？可是人类的神经细胞和昆虫具有基本相同的生物学结构。能够干扰昆虫神经电脉冲的化学物质，也能干扰人类的神经。人比昆虫大得多，接触到的农药量极少，所以对人体构不成危害吗？可是受孕后最初三个月的人类胚胎，并不比一只昆虫大多少，那可是大脑发育最重要的阶段。我们有一切理由相信，杀虫剂能让一个发育中的人类胚胎的大脑搭错神经。可是，胚胎没有到玉米地里被喷洒杀虫剂呀？且慢。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每一位被检测者尿液中的农达浓度，都比饮水中所允许的安全浓度高出5倍-20倍。

在揭露新烟碱毒性和污染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和欧盟的行为很令人费解：他们至今不制定预防性措施、不对可疑的新烟碱污染采取行动，而是不慌不忙地坐等长期测试结果，他们要看科学的证据够不够多，再最终确定这东西是否像大家说的那么危险。

这才是新烟碱故事里最惊人的一幕。

新烟碱与拜耳

关于全球蜜蜂死亡的情况，联合国环境项目（UNEP）2011年初发出了一份报告，拜耳公司的新烟碱产品“庞秋”和“高秋”都榜上有名。

联合国在报告中提到：系统型杀虫剂新烟碱，当用于种子包衣时会从根部渗透整个植株，直达花朵，可能对非靶标昆虫导致慢性中毒。很多研究表明，新烟碱产品Imidacloprid、Clothianidin、Thiamethoxam对猫、鱼类、啮齿类和鸟类甚至蚯蚓都有毒性。实验室数据表明，这种农药会破坏方向感、导致失忆和大脑代谢异常，直至死亡。

不过，没有迹象表明拜耳农业公司会停止生产和销售它的新烟碱。相反，它模仿美国海军司令法拉古特在MobileBay海战中的进攻姿态推广新烟碱：“鱼雷滚蛋，全速前进！”

德国制药巨头拜耳公司深为自己的光荣历史而荣耀，却永远选择性忘记1898年——那年它把**个作为止咳药物销售的合成化学品命名为“海洛因”，名称取自“英雄”一词。这里它有抬举本厂工人的用意在其中，因为公司检验新药时，直接用本厂工人做了人体实验。

“高秋”和“庞秋”是拜耳公司销售最火爆的除草剂产品，仅在2010年，“高秋”销售额达8.8亿美元，“庞秋”销售额达2.6亿美元。“高秋”名列拜耳公司**产品之首，“庞秋”位列第7。蹊跷的是，在2011年的年度报告中竟然只字不提“高秋”和“庞秋”的销售量。

欧洲禁令

在美国以外，数个欧盟国家已经禁止使用新烟碱药物。他们不接受化学品公司提交的安全报告。

德国有一家政府下属的农作物研究所，收集了死亡蜜蜂样品做了研究，结论是新烟碱农药Clothianidin毒死了蜜蜂。拜耳公司却以某批次玉米种子有缺陷来狡辩。它甚至说是播种时农药包衣脱落、散布到周围地块，蜜蜂去那里采蜜才出了问题。该案辩护律师哈鲁·舒尔茨（Harro Schultze）指出：“我们怀疑拜耳公司提交的试验报告是虚假的，其中把杀虫剂残留物对目标作物的风险压低了。拜耳公司管理层应该被问责，因为这种风险10多年前就已被发现。”

我们必须知道，在拜耳公司的母国德国，从2009年起官方就禁止了新烟碱农药的使用。法国、意大利政府也有类似规定。在意大利，政府发布禁令之后，蜜蜂的数量回升了。所以即使有化学品公司的强大压力，对禁令的支持反而大大增加。

然而，面对一切证据和事实，欧盟委员会的反应却慢得出奇。布鲁塞尔对反腐调查仅仅作出微弱回应，启动调查的速度非常缓慢，欧盟反腐调查员N．戴尔芒杜（Nikiforos Diamandou）指出，欧盟委员会无视新烟碱类农药伤害蜜蜂的一切新证据，“它只是说应该审查一下那些提交上来的证据其物证是否有效”。这就是欧盟委员会的意见。[65]反腐调查处要求欧盟委员会6月30日之前回复对调查的意见，以便该调查处起草报告。但是反腐调查处没有任何约束力，欧盟委员会回应说：“他们请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进行全面审查。”

请欧洲食品安全局来守卫欧洲消费者食品安全、监管杀虫剂，等于开门揖盗。欧洲食品安全局同农业巨头拜耳农业公司、农业化学品跨国公司一直有暧昧的利益关联，他们只听大公司的话。

拜耳农业是全球六大农业化学品及生物技术公司之一，与孟山都、陶氏化学、巴斯夫、先正达和杜邦公司并立。它们基本上把全球的农作物种子、杀虫剂和生物技术市场控制在自己手中。对全球农业的控制权如此高度的集中，为前所未有。跨国公司“能控制农业技术的发展方向，能够规定贸易条款和农业政策；把它们自己的技术强行规定为‘有科学依据’，是提高产量的解决方案，甚至能解决饥饿拯救地球，同时逃脱民主的监督和法规约束，并且把一个有竞争的市场颠覆掉”，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68]
全球科学家呼吁立即禁止新烟碱农药。哈佛大学环境健康系研究环境危害生物学的副教授A．陆（Alex Lu）呼吁，做一个非常简单的试验：“禁用一切新烟碱类农药5到6年，如果蜜蜂的数量恢复了，答案就找到了。”
然而，美国政府仍然继续向全球特别是中国大力推广这种有毒新农药，根本无视明确无误的科学证据——这么尖锐矛盾的行为，究竟表明了什么？美国政府如此卖力地推销出口高毒性化学品，只能认为其背后有一个阴险的目的，只能理解为这是一个地缘政治计划的组成部分：瞄准并打击中国农业，毁坏中国人民的食物链。

美国进攻的目标，是中国当前的稳定，但不限于此。中国获得石油供给、中国保持食品供给安全，日益成为攻击的目标。攻击是多方位的，而且是十分隐蔽的。另一个最隐蔽、最危险的攻击，是来自美国的制药巨头、威胁生命的疫苗。

打一场新的鸦片战争，现在不需要非法的海洛因了，它们有的是经过批准的、合法的“药品”。

——-——-传递给更多人知道，让阴魔无处遁形，千万不要让它隐匿在你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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